凱恩斯曾言：“真正危險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一旦失去正確的理念，經濟政策就會迷失在無知、短視與利益的糾結之中。11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的重大轉向，中國經濟轉型有望迎來實質性突破和轉折。
政策轉向的深刻含義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并不復雜——實踐證明，單純的需求管理難以幫助中國經濟走向復蘇。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力圖持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需求。2015年以來，央行已5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人民幣，但經濟頹勢難改。無論是2009－2010年的“四萬億”，還是目前的投資刺激，均收效不佳。這表明，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部的壓力。刺激政策對前一種情形或許有效，但對后者卻束手無策。
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議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如何理解習主席對貨幣政策局限性的判斷，貨幣政策為何失靈？ 其根源于當前中國企業部門過度負債、產能過剩的現實。給定這一現實，貨幣寬松并不能刺激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只會推動資產價格膨脹。
對于資金的流向，余永定給出了生動的描述：“投資回報惡化導致信貸需求萎靡。最開始過剩流動性進入房地產，政府隨后掐斷了銀行資金流向房地產的通道，但影子銀行開始興起。影子銀行被打壓之后，流動性涌向股市。股災后，資金又涌入債市。但債市規模不足以吸收如此龐大的流動性，所以資金又回到了股市，導致股市反彈。”
前中國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最近指出：“現在經濟不好，企業不愿投資；銀行不敢放貸，壞賬太多。銀行間利率已到2%左右，是多年來較低水平，銀行超額儲備率也在上升，說明流動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投資信心。唯一辦法是市場出清，經濟結構調整，讓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消除掉多余的產能，才有助于恢復投資信心”。數據證實了吳曉靈的擔憂：2015年10月末，工農中建四大行貸款總計35.69萬億元，較9月減少656億元。貸款規模出現負增長，是2009年央行公布信貸數據以來的第一次。
金錢永不睡眠。進不了實體經濟，必然涌進資產市場。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在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產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于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并沒有太大效果。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并沒有達到支持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
因此，此前“凱恩斯主義”色彩濃厚的需求刺激政策，并未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反而制造了一次暴漲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風險。痛定思痛，中國政府下決心開始擁抱“供給經濟學”。
供給經濟學的橫空出世
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其中拉弗因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線”并在80年代躋身里根總統經濟顧問而最為知名。
供給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針鋒相對，因為后者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一度倍受官員喜愛，因為它滿足了官員干預經濟的“動物精神”和英雄主義情結。而供給經濟學的誕生，恰逢70年代凱恩斯主義失靈。
半個多世紀以來，凱恩斯主義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也？凱恩斯本人說的坦白，因為“從長期看，我們都已經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言下之意，我的方法雖然是短視的，但能短期見效；而要等到那些長期合理的政策產生效果，我們都已經死了。因此，盡管凱恩斯主義倍受詬病，但由于它對政治家的短期蠱惑力，它不時改頭換面重新登場（例如林毅夫所謂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新結構經濟學”）。
大蕭條之后，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去美國游說時任總統羅斯福，推銷“凱恩斯主義”，通過政府投資創造需求來擺脫經濟困境。1933年凱恩斯在《紐約時報》發表《 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并于次年拜會羅斯福。羅斯福新政期間，美國也的確大力推行“以工代賑”、大力興建公共工程。凱恩斯主義尚未奏效，1939年二戰爆發。
作為羅斯福新政核心之一的《國家工業復興法》，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典型。根據《國家工業復興法》，為緩和產能過剩，各工業企業制定本行業的公平經營規章，確定各企業的生產規模、價格水平、市場分配、工資標準和工作日時數等。羅斯福也加強了政府管制，特別是著名的《Q條例》，對利率水平管制。
二戰導致美國不可避免地進入“戰時經濟”：大量企業軍工化，市場的力量急劇萎縮，政府的各類管制不斷增多，政府支出規模越來越大。二戰結束后，美國又接連陷入新的戰爭泥潭：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60年代的越南戰爭。曠日持久的戰爭，不僅持續壓制市場力量的發展，也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危機。
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危機，油價飆升，引發“成本推進型”通脹。由此，美國經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滯脹狀態（stagflation）。滯脹的出現挑戰了經濟學家的知識邊界，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原理，通脹與失業率應該是負相關的（菲利普斯曲線），而在滯脹狀態下出現了高通脹與高失業并存的局面。這也令凱恩斯主義手足無措。
壓垮實體經濟的還有不斷累加的管制。1980年，美國聯邦管制的成本約為今天的8000億美元，平均每個家庭4000多美元，這是巨大的隱形稅。
在卡特總統任期（1977－1981）內，經濟局勢惡化。究其原因，是卡特沿用凱恩斯主義的戰術，企圖通過刺激需求來擺脫困境。但是由于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非周期性的需求不足，而是高成本結構導致的供給不足，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僅沒有把經濟拉起來，反而加劇了通脹。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貨膨脹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問題上搖擺不定，
貨幣政策時緊時松，最終在滯脹泥潭越陷越深。里根尖刻地嘲諷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用通脹去打擊失業，又用失業打擊通脹，最終結果是通脹與失業一起打擊了美國經濟”。1980年里根憑借他的幽默當選美國總統，“衰退的定義是你的鄰居沒有工作，蕭條的定義是你自己沒有工作，復蘇的定義是讓卡特沒有工作”。
供給經濟學的精髓
凱恩斯主義遭遇滯脹困境，成就了供給經濟學。
從某種意義上講，供給經濟學是向古典經濟學的回歸。19世紀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薩依定律”認為：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因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這一觀點聽上去與直覺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只要市場是有效的，企業家是理性的，就不會創造“無效供給”（產能過剩）。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圖解釋說：“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要不是成為自己商品的消費者，就必然會成為他人商品的購買者和消費者。”
以70年代的滯脹為例。經濟增長受制于供求規律。對于增長乏力，凱恩斯主義開出的藥方是：需求不足，政府應該刺激需求。而供給經濟學則認為，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生產太多，同時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缺乏供給。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刺激需求，只會令問題變得更糟。導致供給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殺了創新，要么是稅負太重抑制了供給。
可見，供給經濟學的要義是如何讓供給變得有效。該理論認為，改善供給的關鍵是提供恰當的激勵：第一，減少政府管制，促進企業家的創新；第二，降低稅負，提高個人和企業家工作的積極性。 要刺激生產必須增加資本積累并刺激個人的生產積極性。減稅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以拉弗曲線為中心的減稅理論是供給學派的中心。供給經濟學的精神實質是對“小政府，大市場”、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的堅定信仰。例如，喬布斯發明了iphone手機，iphone手機的供給自動創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國消費旺盛的背后，則是企業家源源不斷的創新供給。
里根經濟學：供給經濟學的偉大實踐
供給經濟學問世之初，是不入流的，甚至被里根初選時的黨內競爭對手老布什指責為“巫術經濟學”。獲得這個稱呼，與拉弗曲線分不開。拉弗居然提出：降低稅率可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這難道不是巫術嗎？1974年年輕的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與拉姆斯菲爾德（后任小布什的國防部長）、切尼（后任小布什的副總統）共進晚餐時，在那張美國最著名的餐巾紙上畫出了拉弗曲線。拉姆斯菲爾德說：理論簡單的令我震驚，如果稅率100％則政府獲得的稅收為0。這一簡單明了的曲線，也成了里根減稅的理論基礎。
讓供給經濟學從巫術變成魔術的是美國總統里根。他選擇供給經濟學作為自己的政策指引，并非偶然。 作為一個演員，里根卻具有堪比哲學家的樸素價值觀。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他說：“在目前的危機中，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的稅收制度懲罰輝煌的成就，人們辛勤勞動卻不能換得公平的報酬。”對于回歸市場力量的堅定信念，是成就里根總統偉業的基石。可見，里根與供給經濟學在理念上是相通的。這一緣分締造了“里根經濟學”。
美國輿論把里根評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美國總統”，和羅斯福并列。美國企業研究所Michael Ledeen評價說，“美國建國二百年來，有四位偉大的總統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里根。”好萊塢演員出身、以70高齡當選總統的里根，何以如此備受推崇？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一語中的：“里根改變了美國的行進軌道，他把我們推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上。尼克松和克林頓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里根上臺之初，美國經濟面臨四大問題：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管制過多；稅率過高；通脹。
1981年里根發表國會演說：“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靠的就是工廠、農田和商店里賺錢回家的人們......現在，我們剝奪人們的權利太久了，我們不讓他們處置自己創造的財富。絕不能用征稅的手段來管制經濟或促進社會變革。我們試過那種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1981年里根就任總統后，第一次內閣會議，所有人屏息期待里根拯救陷入泥潭的美國經濟。里根等會議室變得鴉雀無聲后說道，“女生們、先生們，我痛恨通貨膨脹，我痛恨稅收，我痛恨蘇聯。努力做吧。”然后起身離開了會議室。
里根就職后在首次向國會發表預算講話時提出，“首先，我們必須停止增加聯邦政府的開支；其次，必須降低稅率，這樣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報償；第三，必須小心放開政府的過度管制；第四，必須與美聯儲聯手制定貨幣政策，合理調控貨幣供應；第五，必須步步為營邁向平衡預算...”
上述要點，構成了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核心要義。
“里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從何而來？主要是貨幣主義學派和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堅信，價格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超發必然導致價格膨脹；供給學派則主張通過減稅來刺激供給而非需求。這兩個學派共同的邏輯都是對市場和自由的堅定信念。
優秀的領導者首先選擇優秀的團隊。里根每月與一批優秀的顧問舉行一次很長的午餐會，確保政策是正確的，這些人包括沃爾克、弗里德曼、格林斯潘、拉弗...與這些人士共事，幫助里根不斷強化自己的改革信念。
對于里根而言，當時推行“里根經濟學”可謂阻力重重：一是，當時“供給學派”在美國經濟學家是一個非主流學派，拉弗只是一個年輕學者而非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大師。二是，國會的強大反對勢力，國會議員不斷以財政赤字為理由阻撓減稅方案。里根在推動減稅時要不停給議員打電話進行游說動員；三是，最重要的是，“改革紅利”的產生需要時間，在短期內，改革不僅不能改善經濟，反而令經濟更加困難。這對政治家，特別是面對選舉壓力時，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威脅。
卡特任命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成功矢志加息降伏通貨膨脹，導致經濟衰退、卡特落選。當時整個國家，不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都反對沃爾克加息、呼吁放寬貨幣供應。只有里根一個人對沃爾克支持到底。沃爾克治理通脹的策略非常簡單：加息。1983年美國失業率達到最高點，超過10％。
里根就任總統后，果斷推行“30%減稅計劃”,個人最高稅從70%降為 28%、企業所得稅從46%降至33%。但減稅存在“時滯效應”：稅率的下降立竿見影，但稅基的擴大卻需要時間來培育。因此短期內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擴大。當時，就連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都對“里根經濟學”失去了信心，公開表示“里根總統就是安徒生童話里沒穿衣服的國王”。里根立即將其解雇。
幸運的是，經濟學家的嘲笑、國會的阻撓、經濟形勢的惡化，都沒有動搖里根的意志和信念。他堅信自己的邏輯是對的：稅率越低、政府管的越少，人民的積極性越高，經濟就越繁榮。如此簡單而清晰的邏輯，怎么會錯呢？
正是因為里根有著驚人的判斷力、樸素的價值觀和堅定的信念，最終渡過了經濟衰退，迎來美國經濟再度起飛，不僅成功幫助美國經濟掙脫了滯脹的泥潭，而且財政收入從1980年5170億美元升至1990年1.03萬億美元。
里根1984年競選連任時，經濟已經觸底反彈。里根贏得了50個州中49州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歷史上勝選差別最大的總統。這是選民對“里根經濟學”的信任票。
可以說，里根重新塑造了美國經濟：一個企業和個人享有廣泛經濟自由、稅率盡可能低的現代經濟。這奠定了美國長達25年的經濟繁榮。從某種程度上講，克林頓時期的經濟輝煌，正是里根經濟學紅利的涌現。
中國改革開放37年的成就，歸根結底就是市場力量不斷增強的結果。面對過度依賴投資、強勢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嚴重后遺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在經歷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國進民退、政府權力無序膨脹”之后，中國經濟理念再度向市場力量回歸。
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當前經濟問題的準確判斷。中國面臨的問題顯然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國民蜂擁到日本買馬桶；一方面國內奶粉行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國的奶粉被國人買得斷貨。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于供給側的結構性缺陷：要素價格扭曲導致資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業過度投資過度發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嚴重抑制了創新活動，減少了有效供給；中國企業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競爭階段，中國目前的供給現狀是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無法適應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結構。
對于供給經濟學的適用性，馬云做了非常深刻的闡述：“中國經濟前30年，加大基礎設施、出口，這是政府拿手好戲，銀行的錢掏出來。消費，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那是企業家的本事，那是創新的體現。我們要用觀念去不斷打開這個消費和內需拉動的東西，這一定是企業家的作用。未來20年到30年，中國必須以消費拉動，而消費拉動一定是企業家。”
李克強總理提出：“大道至簡。 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后世稱為“盛世”。”這其實就是供給經濟學的精髓。
與凱恩斯主義的立桿見影不同，供給經濟學要求的是大膽的減稅、痛苦的結構性調整、自我革命的簡政放權。政治家必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力排眾議的勇氣、不畏陣痛的定力，才能將供給革命進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