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幸運與不幸都在于，人們只通過教科書來了解其思想。在舉國通說“供給側”時，也許只有“死狗”凱恩斯才能拯救我們。
偉大的思想家身后總會有一個時期被人當作沒有用的“死狗”，似乎是一種不可逃避的歷史宿命。1760年，萊辛在與雅柯比的談話中曾說：“要知道現在人們談起斯賓諾莎，總像談論一條死狗”。1827年,黑格爾提到此事時不無感慨地說：“現代對待斯賓諾莎體系以及一般對待思辨哲學的態度并不更好一些”。又過了50年，黑格爾自己也變成了時代的“死狗”——馬克思評論道：“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已經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摩西·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
如今，同樣的命運——至少是在中國——似乎也降臨在凱恩斯身上。很多經濟界人士談起凱恩斯，的確“就像談論一條死狗”。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們，幾乎無不以宣稱“凱恩斯主義過時了”為標榜。“凱恩斯”三個字，幾乎變成了“刺激”的同義詞，連同“需求”一起，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時髦對象。
然而，正如《國富論》經常成為當代中國經濟學者的思想資源一樣，《通論》也因其超越時代和地域的普遍價值，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沉默而堅定的對話者。在《通論》發表80周年之際，在眾人“痛打落水狗”的時候，我們也許需要呼吁一下“費厄潑賴”，探討一下這本書對當下經濟問題的現實意義。
一、需求
人們一般承認，《通論》的首要貢獻，是對宏觀經濟非出清狀態的形成機制提供了系統的解釋。在此之前，古典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市場出清的均衡狀態，非出清狀態被視作對這種均衡狀態的偏離或“病態”，是達到均衡狀態前的一種次要的過渡形態。凱恩斯首先在方法論意義上指出，古典經濟學這種以均衡狀態為中心的理論范式，從根本上妨礙了對經濟非出清狀態的嚴肅研究，而恰恰是這種非均衡狀態,往往才是經濟的“常態”。《通論》明確提出“供給并不必然創造其自身的需求”，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是“有條件”的，不是自然、必然發生的，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觀經濟不能出清的基本原因。
對于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讀者來說，這似乎是一種最為初級的常識。但在現實世界中，承認和運用這種“常識”來分析經濟現象，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簡單直接。舉例來說，時下在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用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導致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來解釋目前中國經濟日益嚴重的下行壓力，進而說服人們接受越來越低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并否定通過凱恩斯意義上的需求管理提振經濟的可行性。這種流行觀點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混淆了“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和“產出缺口”兩種現象，混淆了長期均衡位置的變化和短期均衡態勢的狀況。如果說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帶來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的確是一個事實，那么當前更重要的事實則是總需求的下滑超過了總供給的下行，實際經濟增長明顯低于潛在增長能力，使得實體經濟面臨強大的收縮壓力。目前中國所謂的“經濟下行壓力”，實際上更多地是對這種產出缺口的感受，而不是對潛在供給能力下行的感受。
如果真是供給因素帶來的潛在增長率下行超出人們的預期，現實中出現的應該是經濟增速放緩伴隨通貨膨脹的滯脹現象，而不是目前這種經濟下滑伴隨通貨緊縮的典型衰退現象。回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7年，中國經濟只有2010和2011兩年面臨類似滯脹的情況。在那個時候，用潛在增長率下行等供給側因素來解釋宏觀經濟遇到的問題是合適的，可以說“主要矛盾是供給側問題”。但時過境遷，從2012年開始，總需求的下滑速度就開始逐步超過供給的下降，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開始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如果說2012和2013兩年產出缺口尚處于可接受的范圍內，那么從2014年開始，在外部因素和政策因素的作用下，總需求的下滑就開始進入加速通道，“經濟不好”開始成為各方面的普遍感受。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應該是遏制需求的持續萎縮，而不是片面強調提高供給側效率。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沒有總需求的適度溫和擴張，供給側改革也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
二、就業
作為秉承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劍橋精英，凱恩斯在《通論》中力圖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產能的充分利用和生產要素（尤其勞動）的充分就業。產能作為一種經濟資源需要充分利用，勞動力需要充分就業，這本是最平常不過的大道理。但這種“健全的常識”，在目前關于中國經濟的討論中，也經常是稀缺的。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產出缺口不是來自有效需求萎縮，而是來自“低級”的、“壞”的過剩產能，應該通過消滅部分供給能力的辦法來消除產出缺口。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常常認為鋼鐵、煤炭等行業產能規模龐大，明顯超出國內需求，已經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人均物質資本存量遠低于發達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只有發達國家的40%，鋼鐵、煤炭的國內需求是否已經飽和，仍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由于中國的龐大人口規模，在分析產能問題時，人均指標可能比總量指標更具有說服力。就鋼鐵而言，中國的人均產能只是剛達到發達國家平均峰值水平，明顯低于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峰值水平；就煤炭而言，英國的峰值產量是人均6噸，美國是4噸，中國只有不到3噸。更為重要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產品只要有國際競爭力，其產能并不以國內需求規模為限。中國的鋼鐵行業在匯率持續上升且沒有出口退稅（意味著征收出口稅）的情況下，2015年仍然取得上億噸的出口成績，就很說明問題。
“產能”的意義不在于“產品”，而在于“能力”。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產能本質上是它創造財富和就業的能力，是它的產業肌體。“去產能”不僅意味著消滅工廠等物質資本，消滅對應的金融資產，還意味著消滅就業和收入，最終面對一種無法消滅、無法“出清”的生產要素，這就是勞動力或活生生的人。當產能利用率普遍不足時，公共政策的正常邏輯應該是為其尋找出路，而不是削足適履地去消滅它。在近代經濟史上，主要工業化國家面臨經濟危機和產能過剩時，都是竭盡所能爭奪國際市場，保護國內就業和財富增長。如凱恩斯所言，在這個問題上，近代早期的重商主義政治家，認識比古典經濟學家更正確。
三、貨幣
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企業“計劃”的總投資低于社會總儲蓄，而計劃投資的相對不足又源自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企業家的主觀預期不佳，另一個是貨幣經濟條件下實際利率水平總有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傾向。前者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出自人類本性的自然因素，很難直接加以調節，后者卻屬于“事在人為”，在現代中央銀行體制下完全可以得到矯正。
《通論》貨幣理論的核心邏輯是，貨幣相對于其他資產的流動性優勢，使其具有一種流動性溢價，因此利率總是有一種偏高的傾向。特別是在經濟衰退、金融市場動蕩時，由于市場主體規避風險帶來的流動性需求，資金利率會顯著高于實體經濟的投資邊際回報率，從而對總投資形成緊縮。中央銀行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消除這個流動性溢價，壓低市場利率特別是名義貸款利率，使實際貸款利率盡可能與實體經濟資本邊際回報率保持一致，以防止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出現。同時，由于存在名義零利率限制，央行的行動還要足夠快，具有一定前瞻性，要在市場出清所要求的名義利率降到零之前采取行動，以防止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
從伯南克到黑田東彥再到德拉吉，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中央銀行家所做的，無非是遵循這個理論邏輯，采取一切可能辦法——包括負利率這種凱恩斯曾經認為不可能的辦法——來把實際利率壓低到與資本長期回報率和經濟潛在增長率相一致的水平上。
相比之下，過去兩年中國貨幣政策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名義政策利率沒有對經濟和物價下滑作出及時而足夠的反應，造成實際貸款利率大幅攀升和宏觀緊縮，名義上的“穩健”變成了實際上的“緊縮”。2014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每況愈下，股市、匯市、債市風險迭出，實際上都是這種宏觀緊縮的反映。待到實體經濟已經倒下后，再放松信貸就只能刺激房地產這種“無風險資產”，造成經濟進一步的扭曲和進退兩難。
正如德拉吉先生所說：“太遲行動的風險高于太早行動的風險”——這話不僅適用于歐洲，也適用于中國，盡管適用的原因并不相同。
四、工資
從經濟學邏輯上來說,當市場不能出清時,一定意味著某種價格的失靈。古典學派把失業現象歸因為名義工資不能有效調整，也就是勞動力價格的失靈，凱恩斯則更多地將其歸因為利率不能隨資本邊際收益率有效調整，也就是資金價格的失靈。正因為如此，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常常把凱恩斯主義與古典學派的根本差異，歸結為名義工資剛性問題——前者肯定名義工資剛性而后者否定。但如果我們通過《通論》本身而不是教科書去理解凱恩斯，就會發現他在這個問題上持有一種更為復雜、更為精巧而且值得我們學習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實際上，凱恩斯并非不知道名義工資可以具有彈性，在經濟蕭條時，名義工資完全可以充分降低以反映價格水平和生產率的下跌，政策制定完全可以往壓低工資這個方向走，這也是一些國家所謂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但他同時認為，維護名義工資剛性是一種在政治和社會上更為“可取”的狀態——與其通過壓低工資去實現市場出清，不如通過壓低利率去實現市場出清，與其讓勞動者承擔調整成本，不如讓資本所有者更多承擔成本。凱恩斯觀察到，在現實社會中，土地和資本是更為強勢的生產要素，其利益在經濟衰退期更容易得到保障，勞動則是弱勢要素，利益更易受到損害。作為“劍橋的精英主義者”，凱恩斯認為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應該使經濟政策在分配效果上向勞工傾斜：這意味著維護名義工資剛性，以利率調整代替工資調整，容許一定的通貨膨脹風險，促進名義工資的長期穩定和增長，穩定全社會的收入和物價預期——以及更重要的，對于社會和經濟進步的預期。
因此，名義工資剛性，與其說是凱恩斯理論中的一個實證前提，不如說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考慮作出的一種理論抉擇。而這種視角和立場，正是當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討論所缺失的。當我們倡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的結構性改革時，這些措施對不同社會群體特別是勞動者會帶來什么影響，又可能給社會和政治格局帶來什么變化，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和評論者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五、債務
如今流行的觀點認為，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的財政和貨幣擴張造成全球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債務高企，而增長并沒有有效提高。設若起凱恩斯于地下，他會如何回應這種批評呢？他也許會說：“這正是我所要的結果——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
凱恩斯在《通論》中認為，在經濟衰退時通過采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促進資本特別是公共資本以更快的速度積累，提高人均社會資本存量，最終達到資本不再短缺的程度，其結果則是資本回報率的下降和利息率的下降。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債務看做資本存量的對應物，把經濟增長看做收入流量，當前高債務低增長的現象，可以在經濟學上代換為存量資本平均回報率的下降，也就是《通論》中提出的財政刺激政策的結果。
在凱恩斯看來，資本回報率以及相應的利息率的下降，并不是一件壞事，因為這會使純食利階層的利益不再增長，新增收入流量中絕大部分成為勞動收入，從而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和社會穩定，公共資本的增加則有利于公眾生活條件的改善。資本平均回報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意味著一個社會達到了資本的“普遍豐裕”，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從經濟壓力中解放出來，從事更有價值和意義的創造性活動。凱恩斯認為，在當時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條件下，一個社會可以在一代人時間內達到這樣一種狀態。
從現實情況看，凱恩斯的這種或可稱為“資本的共產主義”設想當然是過于樂觀了。但他的邏輯仍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資本回報率下降現象的有益視角，這是一種社會的、政治的乃至人文的視角，而非單純的經濟視角。在目前的中國，如果我們能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推動社會資本特別是公共資本積累，大幅度地增加醫院、學校、住房、地鐵、國道等供給，在宏觀上可能表現為資本利息率的不斷降低，但它的確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改善公眾生活質量，并最終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如果我們把凱恩斯的邏輯拓展到全球，會發現雖然占據全球人口10%的高收入國家資本趨于飽和，占20%的中高收入國家資本稀缺程度顯著降低，但還有70%的人口處于欠工業化甚至前工業化狀態，資本積累極度薄弱，以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公共資本嚴重缺乏，全球總需求潛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完畢。如果我們能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促進良好發展機制在全球的推廣，使更多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實現中國式的經濟發展，完全能夠在更長時期內保持全球總需求的穩定增長和適度的資本回報率，直到實現全球的資本普遍豐裕，實現凱恩斯所設想的那種人的普遍的經濟解放。
六、通論
凱恩斯在《通論》中的理論抱負，是提出一種更為普遍性的、包容了古典理論的“一般”經濟理論，這是所謂“通論”的嚴格意義。按照他的理解，“通論”超越古典經濟學之處，在于它拓展了對經濟活動的解釋框架，把后者作為不言自明前提的東西變為一定條件下方才成立的原理，從而將其解釋為“各種可能均衡狀態中的一個極端之點”。古典經濟學僅解釋了均衡，“通論”除此之外還解釋了非均衡。因此，凱恩斯理論并不是簡單地否定了古典經濟學，不是一種簡單與后者對立的理論，而是用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一般理論”（通論）包容了作為“特殊理論”的古典經濟學，正如同非歐幾何學框架里包容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相對論框架里包容了經典力學。
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承認，凱恩斯的“一般理論”為我們更為全面深入地認識市場經濟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我們能夠渡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這一劫，歸根結底靠的還是凱恩斯主義。當前宣稱凱恩斯主義過時甚至有害的人們，每每以“刺激政策”失效作為論據。不少人認為，中國的“4萬億”刺激計劃造成了產能過剩、債務膨脹、結構惡化等等一系列問題，美國則因為市場快速出清、結構改革有效，經濟恢復更為健康。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忽略了，正是美國采取了全球范圍內最大規模的貨幣擴張，有效防止了日本式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也正是美國，采取了最積極的財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機以來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平均達到7.6%，個別年份甚至超過10%，遠高于中國同期的財政擴張水平。而嚴格按照凱恩斯理論的標準衡量，過去3年中國的宏觀政策更多地是處于緊縮而非擴張狀態。無論美國經濟復蘇的成功還是中國經濟近兩年的困難，與其說是對凱恩斯理論的否定，還不如說是對他的一再佐證。
凱恩斯的幸運與不幸都在于，如今人們往往只通過教科書來了解他的思想。通過教科書，他的一些思想廣為傳播，但也正是通過教科書，他的很多真知灼見被簡化和扭曲。當我們又一次面對類似大蕭條的場景，面對關于經濟停滯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激烈討論時，重新讀一讀凱恩斯本人的《通論》，而不是講述凱恩斯主義的教科書，可能會有更多的啟發。
在舉國通說“供給側”的熱鬧時刻，筆者愿不合時宜地說一句：“也許只有‘死狗’凱恩斯才能拯救我們”。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
